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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工作者的劳动模范

2008-06-07 15:17:00 来源:博览群书 冉淮舟  我有话说

编者按:劳荣(1911~1989)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、诗人、文学翻译家。在《劳荣文集》出版之际,我们刊登两篇文章,向这位对我国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表达我们的敬意。

  当我走出校门,来到《新港》编辑部,就是在劳荣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。我是单身,住在机关

,每天吃过早饭,总是最早走进办公室,劳荣同志办公桌上用镇尺压着的校稿,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的视线。他那用毛笔蘸着红墨水写的字,铁画银钩,刀削斧砍,让人赏心悦目。尤其是,他复校各个编辑组已经校过不止一遍的稿子,竟然还能校出一些错误。这不仅引起我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兴趣,而且在我的心目中油然生出一种深深的敬慕之情。

有一天,我便向他请教:

“劳荣同志,校对有什么窍门和规律吗?”

“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。”他说,“教训多了,错误就少了。”

在我看来,劳荣同志是有真经的,便时刻注意向他学习。他也总是孜孜不倦地教诲我。那时是铅排,有时打样并不稳定,难免字词混乱,他说每看一张校样,先用眼扫一下四边四角,做到心中大致有数;然后像做气功一样开始校对,因为你有过无数个教训,校稿中存在的错误,便会主动地提醒你,它错了,予以改正吧。我终于体会到,劳荣同志的校对,是由丰富的经验、渊博的知识、专注的态度、负责的精神,综合融汇形成的一种敏锐的感觉和超凡的水平,才在校对工作中达到了这样自由的境界。

后来,劳荣同志写了一篇文章,题目叫《校对的功绩》,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特别指出,校对应具有认真工作的态度和把错误当敌人一样去消灭的精神。我把这篇文章的剪报放在案头,是当作课文来拜读的。

劳荣同志的言传身教,在我以后的文字生涯中,可以说是受益无穷。我常常向家人和朋友讲起,我做编辑校对工作,是向劳荣同志学习的,是经过名师指导的。

在到《新港》编辑部之前,劳荣同志在《天津日报》工作了十一年。他参与了《天津日报》的创刊,协助方纪、孙犁同志领导副刊部的工作。不久,副刊部改为文艺组,劳荣同志任组长,负起了主要领导的责任。过去人们都这样说,孙犁同志主持的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周刊,培养出了不少成名的作家,特别是对天津工人作家的培养,成绩尤为卓著。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,从孙犁同志所写的一些文学评论,如《谈工厂文艺》、《略谈下厂》、《关于生活报告》、《论切实》、《论培养》、《学习问题》、《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实性》、《怎样把我们的作品提高一步》等,即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卓越的工作。这里我要说的是,在这方面,劳荣同志的工作也是非常突出的,不可忽视、不能磨灭的。从吴涤心同志所写的《忆劳荣》一文,可以看出劳荣同志在《天津日报》繁忙工作的情景,同时他也写了许多指导写作的文章,《工人诗》、《略谈职工创作修养》、《怎样写生活报告》、《业余作者怎样打下写作的基础》、《怎样提高写作技巧》、《给作者的信》、《写稿琐谈》等,充分说明他对培养作者,是下了很大气力的。

我第一次见孙犁同志,就是劳荣同志带着去的。就是在这次见面时,定下了由我协助孙犁同志编辑出版《津门小集》,及其随后对于《风云初记》的结尾,《白洋淀之曲》的编辑,《文学短论》的选择,《文艺学习》的补充等方面的协助工作。在和孙犁同志的交往中,我感到他很关心和尊重劳荣同志,在给我寄往《新港》编辑部的一些信中,常常嘱我“顺候赵彤同志好”(赵彤是劳荣同志在解放区的化名――编者注)。

劳荣同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:

他是一位编辑家,一生都在从事这一工作。他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,令我肃然起敬。

他是一位杂文家,写了大量散文、随笔、通讯、评论、杂谈,出版了《新生的经历》等作品集。

劳荣同志最为辉煌的业绩,是在翻译方面,主要介绍世界进步文学,特别是东欧弱小民族文学。出版了诗歌集《裁判》、《中国的微笑》、《保加利亚民歌选集》、《奴隶之歌》、《西里西亚之歌》、《花束集》以及小说、童话等作品集《被打穿了的布告》、《丛林的喧噪》、《阿兹玛・拉珂尔》、《为了和平》、《沉默的防御工事》、《败类》、《米霞》、《妈妈跟闺女》等。

孙用同志是劳荣同志的故旧好友,孙用同志病逝后,劳荣同志写了一篇《挽孙用同志》,那幅挽联也可以看作是劳荣同志的自我写照。略作改动,记录于此:一生勤奋,绍介弱小民族文学,锲而不舍,尚念念难忘,来编纂完多部译稿;全部心血,谨遵鲁迅先生遗风,鞠躬尽瘁,犹耿耿于怀,怕错放了一个标点。劳荣同志还在文中写道:“如果这世上选举忠厚老实人的模范,我想,他完全是合格的候选人,正像如果选举文学工作者的劳动模范一样。”我以为劳荣同志正是这样的人:忠厚老实人的模范,文学工作者的劳动模范――皇皇十卷本的《劳荣文集》就是证明,这完全是在繁忙的编务之余写作和翻译的成果,用去了全部的节假日、所有的夜晚和黎明。

劳荣同志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,值得学习的人,值得怀念的人。对于我来说,更是应该感谢的人。《劳荣文集》的出版,是对劳荣同志最好的纪念,也便于对他丰厚的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发扬。记住劳荣同志在《花束集》的译后记中的一句话,让我们共勉:

只要我还活着,我总是要学习和工作的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原铁道兵创作组组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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